我的荷塘
当年先生在我身上种下的那种叫文学的病毒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，当我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，它仍然在我体内隐隐作痛。
我读初三那年，母亲调到新建的灵璧县第一中学教语文，父亲已经先于她去了那里。不久，我们全家也搬到这所学校。县城西南角，平整后的城墙旧址上新修了教工宿舍，那是一栋一栋的红砖瓦房，崭新地站立在那里——几乎都是空房，我们家住进了从南面数的第四排。
对这个新环境我充满好奇，新家有个小院子，可以种菜种花，而坐在院墙上可以直接面对东面的鱼塘，大约三、四百米长，与城墙外的护城河平行，中间两条塘埂把它划成三块。南侧一块水面比较清亮，到中段开始零星地出现荷叶，越往北越密集，过了北侧的一条塘埂，就是一片完整的荷花塘。密不透风的墨绿色伞盖，托举着袅娜艳俗的荷花，加之堤岸遍植垂柳，因此每年夏天荷花盛开，县城里的女青年喜欢在这里拍照，风景应该不错。
鱼塘对岸是学校的教学区，有几排教室，教室的北侧是教师办公区，母亲所在的语文组就在第一间，办公室门楣右侧钉着一块T字形的白色指示牌，上面用红字写着“语文教研组”五个字。恢复高考那年，教育局开始从全县征集师资，除了母亲，其余的老师也都是从灵璧县属各个中学选调来的。
△灵璧县第一中学旧貌
因为母亲的缘故，和新学校相比，我更早熟悉这个办公室的老师们。他们中间最年长的一位叫李荣炎，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，后来是我高一的班主任。李老师爱讲段子，办公室他在就有笑声。比如他说，六十年代初，灵璧中学分配来了一个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，叫焦玉瑛，北京人。“乖乖，名字这么好听，又是大城市的，绝对是美女。结果所有男老师都跑去宿舍伸头看。挤不到前面的就在外边儿问：‘漂亮吗？脚趾盖子都是红的吧？’”说完，他没事人儿一样保持着严肃，而其他老师都笑岔了气。
笑得最厉害的正是焦玉瑛——一位男教师。焦老师从前学俄语的，毕业赶上中苏关系交恶，从北京分配到了淮北平原上的这个小县城，改教语文。焦老师说一种古怪的北京话，胸腔共鸣非常好，尽管没有教过我，但他讲课的时候，我在隔壁班都听得真真的。
焦老师的相貌，与李老师说的“红趾甲美女”反差忒大。不过语文组里确实有个美女，姓袁。袁老师是这个教研组最年轻的教师，身材高挑，皮肤白皙得一看就不是本地人，但她和同事交流能说地道的淮北话，和焦老师又说普通话，和学校里的同乡还说上海话。袁老师是上海知青，后来推荐读了大学。因为单身，在校园里，袁老师只有一间宿舍，在最北端的第二排，紧邻着荷花塘西侧那间。作为办公室里不多的女性，她是母亲最好的朋友，我们家还没有搬来，她就经常去家里找我妈聊天，说话腔调很软很软，本来土得掉渣的当地话，经她一说简直好听死了。记得袁老师教我妹妹语文，妹妹很长时间里不自觉地模仿她的发音习惯，这件事情还被我嘲笑过。母亲对袁老师的评价是：很好学，很随和。随和的潜台词，实际上是说她不太像上海人那么有优越感。
教研组大概有十来个老师，有些我已经没有印象了，还有两位叫得出名字：一位叫胡兴臣，大家都管他叫胡作家，因为除了教学，胡老师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小文章，内容基本上是县里的奇闻异事和民间传说，后来他被抽调到县委宣传部，官至副部长。还有一位，就是这篇文章的主人公，我中学的最后一位语文老师——孙伟。
孙老师也不是本地的，他家在蚌埠市，安徽的大城市。太太邹老师在三中上班，她来自更大的城市上海。孙老师是安徽大学文革前最后一届学生，也是我中学时代见过的知识最渊博的人，他不运动，不打牌，不喝酒，也很少与人交际，唯一的爱好就是看书。他的口头禅我今天还记得，“真正的富有，不是看你有没有钱，而是你有没有阅读习惯。”他家的书非常多，是我们家的好几倍，但大多数书的扉页上都有“安徽大学图书馆”或者“蚌埠图书馆”的印信，这让我一度怀疑孙老师上学时有偷书的习惯。孙老师倒也不避讳，说那些书都是文革初期烧书的时候，他从火堆里捡出来的，“说是偷的也不算错。”他很坦然。我后来仔细看过，果然有些书的侧面是黑的。
不用说，这些书都是我们这个新建的中学图书馆没有的。我想借，但孙老师有个毛病，在他家里看可以，但书绝不外借。因此，我就成了他家外屋小板凳上的常客。记得最早看的两本书是《三个火枪手》和《坎特伯雷故事集》，都是繁体字竖排版。我一般是下了课就来，等邹阿姨做好饭我就走，他们也从来没有留我吃过饭，哪怕是口头上的。我想，毕竟是大城市的人，没有那些人情世故的假客套，也好。
时间长了，孙老师开始给我推荐书，同时加上自己的诸多评价。当时正播电视剧《安娜卡列尼娜》，他希望我看原著，可我非常不争气地觉得电视比原著好看，这让他非常失望。后来他推荐我看的《复活》倒是比安娜好看，还有《罗亭》，在孙老师家听他谈对罗亭这个人物的理解，他希望我不要按照“译者前言”的观点，把这个罗亭理解成“多余的人”，而应该结合自己的生活仔细体会，说到这儿，他又摇摇头：“不过对你来说，哪有什么生活呷？”呷字是蚌埠话特有的语气助词，孙老师不时会把它带出来，他有心事一样地叹了口气说，“你理解不了的。”
回家，我把老师的话学给父母听，母亲说：“别听孙伟的，他有点自视过高，不安分，谁都看不起。幸好他没带你课，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按照书本上的理解总不会错的。”话是这么说，但她并没有制止我继续去孙老师家看书。
进入高中阶段，我的考试成绩不再像初中时代那样不堪。课余还是继续往孙伟家跑，而且，我慢慢能够感觉到，他对我这个爱读书、爱听他吹牛的小朋友挺喜欢。那时在我的心里，孙老师就是我们学校乃至灵璧县的罗亭或者聂赫留朵夫，起码气质上是这样的，很特别。孙老师长相不是很帅，大脑袋，脸很长，烟熏的黑牙齿，手脚都异常大，身材非常魁伟。孙老师的家住在校园的最北端，靠近荷花塘东侧。有天跟他回家，路过荷花塘边，他问我《荷塘月色》学了没，我立刻从“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，弥望的是田田的叶子……”开始流利地背诵。他很吃惊地叫停我，摸着我脑袋说：“乖乖，你那么能背呷！”当时，我有些发自内心的得意。可惜的是，孙老师再没给过我“才艺表演”的机会。
高一放寒假那天，他找到我，把家门钥匙拿了出来，他和邹阿姨要带着孩子回上海，要我给他看房子——这对我来说，真是天大的喜讯，意味着我可以不受时间限制地看书。
那个寒假，是我整个少年时代读书最密集的一段时间。每天晚上洗漱完毕，我就拎一暖瓶开水从家里出来，走到孙老师家，把暖壶的水倒进一只黄铜的汤婆子（旧时南方的热水袋）里，盖上盖子，外面再罩一个缝制好的的毛巾套子，以免把自己烫伤。这时候把汤婆子放进被窝，然后去挑三、四本书放在床头。被窝里热乎乎的，但室温还是很低，甚至有些冻手，每看几页，我就要把手伸进被子里暖一会儿。有时读得入神，不知不觉到了天亮时分，那只暖脚的汤婆子已经变得冰凉。
我当时15岁，正值青春萌动的时候，书架上两本书格外吸引我，一本是勃朗宁夫人的《葡萄牙人爱情十四行》，一本是《歌德抒情诗选》，每天起床后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往笔记本上抄诗，以至于一个寒假光诗歌就整整抄了两本，密密麻麻的。直到今天，我依然是个与诗歌绝缘的人，也没有过写诗的经历，但当年为什么会如此迷恋那些优美到甜腻的文字呢？现在想来，更多的原因是来自对诗歌这种文学形式的盲目崇拜。每次抄完，拎着空暖瓶回家，路上回味着刚刚读过的句子，已经完全冰封的荷花塘边，一些枯枝凌乱地指向天空，我觉得自己有点了不起。而且，正是从那时起，我不时发现，自己的内心深处不定期会生出一些矫情的多愁善感来，这是从前没有的。
那是一个影响我一生的寒假。开学后即将文理分科，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文科，这让班主任李荣炎老师非常失望，我父母更是很愤怒。一方面，吃了一辈子苦头的老一辈人觉得学理科稳当，没太多政治风险；另一方面，我的理化成绩也都挺好的，考试比较有把握。但我心意已决，没有人可以说服我，更何况，文科班的语文老师，正是孙伟。
我运气好，考大学之前遇到了两位优秀教师，一位是教英语的阮钦安，一位是教语文的孙伟，两位老师都善于把枯燥的知识变得有趣。他们上课非常生动，不只教书本里的内容。阮老师喜欢用英语说笑话，如果课堂气氛还不热烈，他甚至会讲点儿不太露骨的成人段子；孙老师上课更是天马行空，他板书的姿势就有三种：面向黑板、侧向黑板甚至背对黑板。他的字很漂亮，同学们戏称之“粉笔怀素”，而且字的块头非常大，一节课下来的板书，要擦五、六次黑板。
孙老师很清楚，对于我们这些小县城的学子来说，考上大学才是读书唯一的正途，但很多时候，他会难以自控地离开教学大纲，信马由缰地谈论自己对文学乃至人生的理解。有次学到《雷雨》，他要求大家不只预习课本上节选的内容，而是读完整的剧本。在课上，他把周朴园、繁漪、周萍、四凤……一大堆人物画了一个关系图——就像现在娱乐小报整蛊名人那样——然后挨着提问，谁和谁是什么时候好的？按辈分他应该喊她什么？……那节课把同学们八卦惨了，而且，我能够感受到，孙老师自己讲得很过瘾。
然而，自从担任我的语文老师之后，孙老师不再让我去他家，也不再让我看课外书。他对我说：“现在考上大学最要紧，再烂的大学，图书馆也有十万册书，你想怎么看不行？”
还好，最后我没给他丢人，高考语文成绩全县第一。公布成绩那天，我正好在语文教研室。听到各科的分数，孙老师笑而不语，李老师不悦地说“如果学理科完全能考更高的分数”，其他老师更多的是打着哈哈表示祝贺，比如漂亮的袁老师说我考得好，“是托了语文老师父母的福气”。这话母亲显然非常爱听，但我自己心里清楚是怎么回事儿。
关于孙伟的教学水平，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母亲都有不同观点。我妈是中学语文高级教师，带出来的出色学生，尤其是高考成绩优异的也确实不少，这让她非常自信。用她的话说，孙伟有才华不错，但我给孙老师这么高评价也有些言过其实。母亲的一个有力例证是——无论县教研室还是地区教研室的教学考察，都没有给过孙老师很高的评价。从考试教育的角度，我同意她的观点，然而在我看来，地区级教研室的评价体系，是完全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来评价孙老师的，在皖东北平原这块土地上，他完全是个异类。
临去北京读大学之前，我匆匆找孙伟老师道别，真的挺感激他的。他说了一些祝福的话，便送我出来。走到荷花塘那里，他突然问我：“还记得你背的《荷塘月色》吗？”我点头。“朱自清写的是清华的荷塘，不是这儿。”他停了一会儿说，“外面的世界非常大，你应该属于那里，别回灵璧了，回这里没出息。”接着他说了自己同学的例子，两个同学，都上了安徽医学院，后来一个留在了合肥，一个分到了县医院。“现在省城的那个已经是著名专家了，在县里的这个，每天就打打牌喝点酒，废了。”我认真听着老师的话，本来去北京是件挺高兴的事，让他这么一讲，我突然心里有一种少年背井离乡的难过，真的不会回来了吗？脚边的水塘，荷花静静地开着。
到了北京，我真的见到了清华园著名的荷塘，似乎也没多大。另外，我上的大学在北京东郊，要过两条铁路才能进城，图书馆也没有想象的气派，就十万册书，正好是孙老师所说“烂学校”的标准。我学的专业是新闻摄影，更像是从事体力劳动。偶尔和其他专业的聊聊文学，比方诗歌，我不是还有一点储备吗？可他们话题里的诗人和流派都是我从未听说过的，别说国外的作者，就是北岛、舒婷还有这个学校的诗人叶延滨……也是我头回听到。毕竟，孙老师书柜里躺的都是五、六十年代翻译的陈年旧书，而我进入大学的时代恰恰是读书无禁区、西方哲学和文学思潮大规模杀伤性进入国内的时候。我发现自己很落伍，很落寞，很搭不上茬……有点像巴尔扎克笔下的外省人。
给孙老师写信，非常想把北京和县城的巨大文化落差以及自己的自卑心理告诉他，但又觉得说出来很丢人。纠结着，信刚开头，文字就改成了“大学生活多美好”什么的。回想那个年纪的信件，无一例外的都是吹点小牛逼，秀点小文笔的路数。不过很快，高考落榜继续在母校复读的同学来信说，孙老师在课堂上念了我的信，还做了点评，很骄傲。我看了直想哭。用朱自清的文字表达就是，“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也没有”。我刚刚开始的文学道路，或许在此画上句号了吧。我心里说。然而，我更没想到的是，从这时起，我再没见过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孙伟。
由于寒暑假孙老师都要回上海或者蚌埠，我回到老家的时候，孙老师家总是空房。就这样，有两年我们没有见面。大三那年暑假，听说他在灵璧没走，我想这次该见到了，但被母亲拦住了……
为尊者讳，简单说吧，孙老师生活上有了变故，爱人邹老师一时接受不了，寻了短见……这种事情，在今天可能不会闹的那么僵，但当时，在我们偏僻的小县城简直像原子弹爆炸一样，当事人只能选择闭门不出。不久，孙老师携儿子和新婚妻子调离了灵璧，从此音信皆无。前年，偶然遇到在蚌埠工作的同学，聊天时，我提到孙老师，同学说：“你不知道啊？已经去世几年了。”我惊住了，他没多大岁数啊，也就六十左右吧？
惊魂未定，我电话通知了住在北京的父母，母亲沉默一会儿告诉我，这个消息她早已知道，只是没有告诉我。“我和你爸爸确实不知道他临终前是在北京抢救的，而且就在几百米之外的海军总医院。”母亲说，“如果知道，无论如何我们也会去探望他。”
我能理解母亲所说的“无论如何”是指什么。她至今认为，多年前孙老师对妻子没有及时施救是不能原谅的。“做人不能这样。”每次谈到这个话题母亲都会摇头。我无法回到当年去探究孙老师的内心，没有勇气，也没有机会和自己的老师了解三十多年前的细节，毕竟，这是一个悲剧。此外，我推测，母亲拒绝与孙伟老师继续来往的另一个原因在于，造成孙老师生活变故的那个“她”，正是自己曾经无话不谈的同事和朋友——也就是那位漂亮的袁老师。
不久前，上高一的儿子放寒假了。看着他开心地在文化演出信息上挑选自己喜欢的剧目，恣意地在kindle里购买喜欢的书籍，我不由地想起自己高一时的那个寒假，那一个个不停呵气暖手读书的夜晚，想起曾经影响我的孙伟老师。
去年回灵璧时，看见荷花塘早已填平并修建了住宅楼，原先的鱼塘也几乎被生活垃圾填满，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曾经向一个和我一起长大的小妹说起过孙老师的故事。她叫文静，当年和孙老师是隔壁邻居，现在是我的同事。文静听了后非常吃惊：“怎么可能呢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呀？”是啊，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个普通生命体，绝大多数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曾经的生活印迹已经荡然无存。但同时，总有些人，他们的思维习惯和生活态度会影响自己身边的人。
今天北京极寒，但室内温暖如春，耳畔是儿子沉睡的鼾声和窗外北风的呼啸。我写下这些文字，是想表达对孙先生的怀念。将来有机会去祭奠他，我很想对他说：当年先生在我身上种下的那种叫文学的病毒，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，当我已经两鬓斑白的时候，它仍然在我体内隐隐作痛。正如冬季宿根的荷叶，一旦春风吹过，它总会想方设法招摇地跃出水面。
此文选自作者即将出版的《故乡地理》书稿，标题为编者重拟。文中袁老师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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